就好比中山装，属于是时代的符号，属于是大变革年代里，新旧思想碰撞的产物。

  又例如在1945年，参加重庆谈判前夕，所戴的那一顶盔式礼帽，便是周恩来所赠。

  一般情况下不爱修边幅，很少会通过服装，去表达政治信号。而重庆谈判时期的那顶帽子，是伟人一生当中，少数通过“服装”发出政治信号的场景。

  1945年，那顶盔式礼帽，所表达的含义就是：国共合作。必须得说，周恩来此番为“设计形象”实属高明之举。

  左边是孙中山先生，右边是，俩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，都曾担任过中国的领袖，一位是大革命的中流砥柱，一位是革命的后起之秀。

  他们所佩戴的帽子，原先被称之为考克礼帽，又叫拿破仑帽，其实更通俗的叫法，称之为盔式太阳帽。

  这种帽子最开始的时候，在中国始于清末民初，很多从海外归来的华侨，以及倡导新思想的爱国人士，喜欢佩戴这种帽子。

  久而久之，这种盔式礼帽，也就成了沿海一带以及国外华侨，十分喜爱的一种礼帽。

  孙中山在革命之初，获得过国外华侨的广泛支持，而他本人也喜欢佩戴这种盔式太阳帽。

  所以在很多张历史照片当中，孙中山就曾戴着这样的帽子出现在镜头里，包括跟黄埔军校的学生拍照时，也戴着这种盔式帽。

  这种帽子也产生过误会，国外尤其是南阳地区的华人群体，也都喜欢这种帽子，看似跟“越南帽”有些相似，实际上两种帽子的比例和帽檐，是有许多区别的。

  1925年，孙中山先生在北京病逝，革命尚未成功，同志仍需努力，他的遗愿鼓舞着后人，继续投身于大革命的浪潮。

  从以上便可看出，中山帽以及中山装，已经不单单是服装那么简单了，也代表着大革命的历史符号。

  孙中山是主导国共合作的，他看清了革命胜利最大的希望，就是扶助工人和农民，联合。

  也是因为国共合作，北伐大军势如破竹，从小小的南方角落，短短几年就打下了半个中国，一直打到东北易帜，完成形式上的祖国统一。

  将蒋介石等人视为反革命，主要理由就是违反了大革命时期的理念，完完全全违背了孙中山先生的遗愿。

  蒋介石、李宗仁、汪精卫等人，更是总理总理的挂在口头，动不动就拿孙中山先生的理念说事儿，实际上他们内心比谁都清楚，他们已放弃了孙中山的革命路线。

  重点在于：国共两党，都在争夺“孙中山先生”这块舆论高地，都觉得自身会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遗愿。这也为未来的那顶中山帽，埋下了深深的伏笔。

  到了1936年的年末，此时再看孙中山的政治遗产，已经被蒋介石破坏了大半，而蒋汪依旧不厌其烦的，口口声声说总理怎么样怎么样。

  民国建立了，1936年的民国，依旧叫民国，可跟孙中山遗愿里的民国大相径庭。这是摆在明面上的事实，然而蒋介石一边一边提总理，这一幕怎么看怎么讽刺。

  战争依旧在继续，而且比内战更可怕的是，日本人侵吞东北，将近三分之一的国土沦陷。

  中国人内部的战争打了一场又一场，北洋旧军阀被打倒了，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军阀，则连番血战。

  亡国的危机悬在头顶，张学良和杨虎城等等爱国将领，发动了西安事变，周恩来从中斡旋，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。

  同样又是国共合作，是以蒋介石为首的独裁体制，走血腥黑暗的资本主义路线；是以、朱德、周恩来为首的工农政党。

  这个时候回头看，孙中山的政治遗产，还剩下多少呢？他所制定的通往胜利之路，已经没了的身影，而则从始至终坚持扶助工农。

  抗战爆发之后，半壁江山沦陷，考验着中华民族的坚韧，首都从南京转移到了重庆。

  日复一日的撤退，从东三省一直撤退到了山城，主要的工业城市，都落入了日寇的手中。

  以至于某些国家，甚至不承认中国的存在，在共抗外辱的关键时刻，蒋介石所谓的国共合作，是没多少诚意的。

  张群说得很对，蒋介石是被西安事变给吓怕了……，他既不敢大规模，又不想合作，所以开始搞摩擦，甚至制造皖南事变的惨案。

  好在最后中国男儿立志赶走侵略者，这才战胜日本。抗战胜利之后，和平自然成为中华儿女的愿望，连年战乱，他们早已希望不要再打仗。

  蒋介石拥有战术方面的非常大的优势，如果算上地方民团、以及各大国军派系尚未上报的武装，的兵力接近千万！

  可战略方面，明显占据主动，原因格外的简单，因为当时中国的富人是少数派，穷人占了绝大多数。

  中国自古以来都是农业国家，虽然经历过近代工业革命的冲刷，但农民依旧是社会的主要组成部分，而又是为工人和农民利益而奋斗的。

  蒋介石这个头子，在战术上拥有绝对的优势，而他又深深清楚自己在战略上的被动，为维护自己的独裁统治，所以早就为日后的内战做好了准备。

  又加上各路歪头军师的出谋划策，所以蒋介石在1945年8月，连续三次致电，想让的领导人去往重庆。

  蒋美猜测不会去重庆，再加上蒋介石擅长搞鸿门宴，将无数政敌挑落马下。

  如果不去重庆，舆论上就会陷入被动，经过多方面的考虑之后，决定去往重庆，参加谈判……

  而八年来，周恩来长期在重庆领导工作，他是8月25日的晚上，得知要去往重庆，到达时间是三天之后的28日。

  所以周恩来立刻安排重庆的八路军办事处，要做好一切准备工作，详细列举了衣食住行吃穿等等等方面的指示。

  周恩来自然知道，这次谈判是有重大历史意义的，也是很危险的，所以每一个细节都要严加注意。

  当时办事处的领导，是钱之光、徐冰、张明等人，他们通过秘密电台，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。

  周恩来开始为“设计形象”因为毛主席，是红色政权的领袖，挥手间的每个动作，都会被各国媒体做出各种解读。

  之前，倒是不怎么注重边幅，自然谈不上用服装来表达政治信号。他在延安的时候，常常穿着一身破衣服，和老百姓同吃同住。

  可如果到了重庆，外在的衣着显然要根据场合而改变，不仅要穿得更加正式，也要体现出和平的姿态。

  再有就是，的媒体，总是抹黑诽谤的形象，这些记者连的面儿都没见过，就各种造谣污蔑。

  而今即将到达重庆，是多数记者首次见到，所以周恩来认为，要留给重庆一个较好的印象。

  前文说过，这顶帽子在中国，被称之为中山帽，是孙中山经常佩戴的帽子，体现了大革命时期的历史符号。

  当周恩来拿着他的礼帽，到面前的时候，他解释说：“主席把考克帽拿在手中，稍有挥动，显示出来则是扭转乾坤的力量。”

  非常喜欢这顶帽子，他仔细打量着中山帽，他说周恩来想的很得体，这次从延安到了重庆，就是要展示中国人的政治形象，显示出解放区万众一心、无所畏惧的力量。

  综上所述，戴上了周恩来赠与的中山帽之后，所以释放的政治信号，已经是不言而喻。

  到了8月28日，乘坐飞机，从延安出发去往重庆，这也就有了那张著名的照片。

  带着周恩来赠与的中山帽，走下了飞机的舷梯，而《解放日报》当天发表文章，评价这张珍贵的照片，说头戴盔式太阳帽向人们挥手。

  关于的外在形象有多重要，从他下飞机时候的场景便可看出一二，这位红色政权的领导人，即将登上世界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。

  大公报的王淮冰，回忆这一重大场景的时候，说他采访完之后回到城里，然而却看到多位国际问题专家，在讨论会不会来重庆？

  在后人看来，这一幕是搞笑的；但在当时的重庆看来，这一幕又是可悲的，大部分人都低估了的勇气。

  如果没人阻止的话，估计这帮人又会在报纸上发表文章，谈论会不会来重庆……

  这一幕不仅是黑色幽默，也代表了重庆各界的真实想法，怀疑会害怕危险，不敢来重庆谈判。

  相比于而言，新华日报自然早就得知到达重庆的消息，所以发表文章，说八月是伟大的日子，有伟大的新闻。

  现场数不清的记者，犹如在进行摄影竞赛，拍摄时间接近半个小时，以至于美国的驻华大使赫尔利，对着说这像是好莱坞。

  尤其是美国的记者，那感觉犹如是登上了战场，捕捉的一举一动，各个镜头。

  这些记者尤其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记者，他们自然想要捕捉到的负面形象，哪怕是一些微不足道的细节，都会为此大书特书。

  紧接着，重庆的各大报纸开始刊登文章，标题大多分布在在“来了”这五个大字上面。

  关于的个人形象，照片立刻登上了国内外的各大报刊，而所佩戴的帽子，也自然成了很多人关注的对象。

  之前，很多谣言和误解，集中攻击红色政权的；可随着的到来，各种谣言不攻自破。

  正如同那顶中山帽所传达的含义，是为了团结而来，是为了和平而来，他是带着国共合作的诚意来到重庆的。

  正如同周恩来所猜测的那样，的形象以及胆魄，改变了重庆这边的多数人，对中国的看法。

  从这里便可看出，周恩来赠与盔式礼帽的深意，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遗愿，表达出国共合作的诚意，希望太平常驻人间，确实高明之举。

  值得一提的是，到了重庆之后，周恩来为了设计的外在形象，远远不止于那一顶中山帽。

  在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当中，有一位二十六岁的年轻女子叫李静，她担任的是机要组长，就曾负责过的衣着。

  李静是广东澄海县人，出生于1919年9月，少女时期就参加了抗日武装，后来成为特工，十八岁那年参加，长期在南方工作。

  李静因为表现突出，所以两年前被调到了八路军的重庆办事处，主要负责电台机要。

  根据李静的回忆，她描述了在重庆谈判时的穿戴，因为天气逐渐转凉，所以办事处要提前准备毛衣。

  而在延安的时候，穿的一直是旧毛衣，很多地方都已经破损。而今要参加重要的重庆谈判，旧毛衣不仅不符合形象，而且也不怎么保暖。

  原先的旧毛衣，在延安的时候倒是无伤大雅，可如果穿到重庆，显然就不怎么应景。

  而周恩来非常注意细节，也关心毛主席的健康，所以想找人织一件新毛衣给主席。

  李静因为身体不好，所以在疗养院治疗，她突然接到了上级的紧急任务，要她尽快去往办事处。

  在这关键时期，李静一听有任务，所以赶紧去往办事处，她到了目的地之后，见到了办事处的机要科科长童小鹏，也就是未来的新中国统战部副部长。

  童小鹏拿出工作时的严肃，他说：“李静同志，周副主席交待让你在这两三天的时间里，给毛主席织一件毛衣。”

  李静一听这话，内心非常的兴奋，因为在多年来的战争岁月当中，一直是的领袖，是带领中华民族解放的领导人。

  而今来重庆，居然连一件新毛衣都没有，生活是如此的简朴，所以李静认为这个任务是光荣的。

  李静回忆这段历史的时候说：毛主席为了民族的解放和阶级的翻身，南征北战，英勇奋斗……我一定要完成好这个任务，让毛主席穿着新毛衣回延安，领导中国革命胜利前进……

  厨房的师傅手艺很好，完成了四根竹针的制作之后，又将其插入了大米当中，来来插了很多次，所以竹针在摩擦的过程中，又光滑又尖锐，很适合织毛衣。

  时间紧任务重，李静来不及休息，加班加点地不睡觉有时候双眼都花了，揉揉眼睛继续织毛衣。

  实在是太累了，李静就躺下来睡两个小时，醒来之后继续工作。甚至大脑已经睡了，双手还在不停地织。

  这套竹针，一直保存在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展厅里，长约三十多公分，五毫米的直径。

  很难想象的是，单从外表来看，这四根竹针，曾经在历史的关键时刻，为服务过。

  不得不说，周恩来实属细心，除了表达国共合作的那顶盔式帽，还要照顾到的形象，最主要的是也格外的注意的安全，为此进行过周密的部署。

  到今天，重庆谈判已逝去了八十多年，时间距离我们并不远，至今都可以感觉到，国共两党博弈的惊心动魄，每一个细节都含义深远。